医护篇——与“艾”同行

　　时光飞逝，转眼入职一年多了，我是疾控中心的一名大夫，但所处的科室比较特殊，是性病艾滋病防治科。虽然一直是医学生身份，也了解艾滋病的成因和传播途径，但这一年来，与艾滋病人的一次次近距离接触，才让我正真认识了这个疾病，了解了艾滋病感染者这一特殊群体。

　　以往很多反映艾滋病患者生活的电影、照片、小说，甚至是新闻报道都刻意选取了“最惊悚的部分”。有的是为了达到视觉冲击和轰动效果，有的是为了引起公众的注意，从而为艾滋病患者争取权益。但正真与艾滋病人近距离接触后我发现，艾滋病远远没有大家想象的那般恐怖。来科里一个多月后，就接触到这样一个患者。

　　他叫阿康，是个司机，有妻子和一对儿女。妻子是家小医院的护士，儿子已经结婚，女儿还在读大学。妻子的工作很忙，尤其是在两年前，提了护士长以后，夫妻二人的交流也越来越少，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他入了同志圈。两年后，他来到疾控中心做检测，被告知已经阳性。恐惧、绝望一齐涌上心头，他觉得的自己全完了。

　　疾控大夫给他打电话，他一般不接，偶然接到了，也没有好话，“总给我打电话什么意思，你们能治好么？”他质问，疾控大夫耐着性子为其解释定期检测CD4以及尽早进行抗病毒治疗的意义，他根本听不进去。一位老大夫想到一招，请他过来当面聊聊。因为当时他已经从单位请了三个月的假，整天呆在家里，跟妻子说是其他病。经过一番劝说，他同意过来了。

　　在咨询室，大夫们热情地接待了他，一番嘘寒问暖之后，他态度有所缓解，只是依然不愿意配合。“其实一直给您打电话，我们自己也没有什么好处，只是做了这份工作，就得对得起自己的那份工资，希望大家都能把未来的日子过得好一些”。最朴实的话打动了他，他开始敞开心扉。

　　这段时间，他度日如年，想了太多，“最痛苦的是夜里睡不着觉，怕醒不过来了。”他说，平日在家中自己是顶梁柱，妻子也很贤惠，把里里外外都收拾得妥妥当当；在孩子们面前，他是个严父，说话也有很强的权威性；在单位人缘也很好，自己爱锻炼，每天跑步，经常给想锻炼的同事提供各种建议，大家都很信赖他。现在，他不敢想象妻子知道后会有什么反应，更害怕已经传给了妻子。还有，孩子们会怎么看待他这个父亲，以及单位同事的态度。甚至想到，在亲家那里，自己也会颜面扫地。他还说了自己的很多担心，担心马上死去，担心传给其他人。大夫们设身处地地为他分析，告诉他，这个病没有那么可怕，而且现在有控制的方法。并建议他找个合适的时机，跟妻子说明。他听了，抽血查了CD4后离开。后来，在大夫的建议下，也接受了抗病毒治疗。

　　后来，他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打回电话来，述说自己的情况，每到节日也会给咨询的大夫打电话问候。他终于鼓起勇气跟妻子说明，妻子在几天的心理斗争后原谅了他，并跟他来到疾控做了检测，没有染上。一下子，他长期以来压在心里最重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又觉得生活充满了希望，开始每天跑步，定期去医院领药，体重也长了，“经历过这么一段，我知道，家是你永远的港湾，我再无所求”他说。现在，他更加体谅妻子，除了特殊情况，下班一般都按时回家，也开始分担更多的家务。日子又恢复到以前的模样，甚至比以前更和谐。他和妻子决定先不跟儿女们说，不是担心自己不被原谅，而是怕给他们带来不必要的担心。

　　阿康的事情深深触动了我，其实这只是众多艾滋感染者中，很稀松平常的一例。他们原本都是正常人，他们在面对病情时的一系列心理反应，换位思考，我们都会有。尤其是刚刚得知自己患病之时，通常恐惧、悲观、愤恨、不知所措，甚至排斥隐瞒真相等，同时还可能产生相应的应急反应。这个时候，需要有人从精神层面拉他一把，帮助他走出困境。

　　作为疾病防控人员，我们一方面要让他们对艾滋有个更加积极客观的认识。其实很多人谈“艾”色变，唯恐避之不及，都源于对它的不了解。艾滋病本身不是一种病，而是一种无法抵抗其他疾病的状态或综合症状。人不会死于艾滋病，而是会死于与艾滋病相关的疾病。艾滋病的全人群感染率仅为0.058%，而且，传播途径仅限于性接触传播、血液传播和母婴传播。有人把艾滋病患者形容为一棵树，得了病，免疫力下降，叶子都落了，服药后，叶子照样可以长出来，枝繁叶茂。另一方面，我们也要让他们相信，尽管艾滋目前尚无治愈之法，但已经可以用药物来控制，而且在征服艾滋病的行动中，世界各国付出着惊人的人力、物力、财力，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人类一定可以征服这一病魔。此外，尽管社会上一些人对艾滋病缺乏必要的了解，依然对感染者存在一定歧视，但我国政府和疾病防控机构一直致力于宣传和大众普及相关知识，倡导人们消除这种误解与歧视。所以，要让他们看到希望之光。

　　勃朗宁曾说过：“把爱拿走，我们的地球就变成一座坟墓。”当面对艾滋感染者时，我们多一份理解与包容，他们就多了一份生存的勇气。相互关爱，共享生命，希望他们都能早日走出阴影，在阳光下健康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