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沈晓明介绍,上海打算从少数几个药开始,慢慢地扩大范围。在他看来,通过该模式可以挤掉流通环节水分,大幅降低药价,同时还可以最大程度防止商业贿赂。
上海此举虽有降低药价的作用,但在业内专家看来,或许对医药行业长期发展带来致命影响。
北大纵横管理咨询集团合伙人王宏志告诉中国健康界,这样做虽然可以解决医院拖款、欠款问题,但上海又提出单一货源采购加现款,会使医药行业竞争非常激烈,药品价格会大幅度下降。短期内能见到效果,但长期会损害医药行业的研发投入及药品质量。
王宏志认为,上海此举不用担心二次议价的空间,而应担心药品质量能不能保证。他解释,这是问题的根本。“目前药品采购制度是一个体系,受多个变量因素的影响,制度设计应综合考虑、系统规划,而不能单打独斗,搞局部的改革。”
他指出,上海的做法是能够把药品价格降下来,但要考虑对医疗行业的长期影响。“如果整个医药行业的研发、创新没了,最终还是老百姓倒霉。”
与此同时,该措施确实能起到打击药品回扣的作用。王宏志认为,如果上海只采用单一货源,又给现款,那么企业肯定玩命的降价,否则就会被踢出局。一降价,钱就这么多,给回扣的余地便减少。如此看来,打击药品回扣似乎有效。
值得注意的是,处方权在医生手里,医保目录又不能囊括所有药品,如果医生不用医保采购的药品怎么办?药品回扣会不会继续滋生?这些疑问有待解决。
此外,沈晓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还表示,上海完全是借鉴香港模式,将派人去香港“取经”,这也是上海2013年重点要推的。
香港药品招标采购是以医管局为核心,按照药品使用量大小,采用“用量小的药品医院直接采购;用量具有一定规模的药品竞争性谈判采购;用量大的药品组织集中招标采购”等3种采购方式,采购流程参照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不同采购环节分别由不同机构或人员负责,药品遴选执行最低原则。
然而在王宏志看来,上海做法和香港并不是一回事。他向中国健康界解释,大陆和香港的医药体制不一样,香港是补供方的体制,政府的资金补给医疗机构,采用总额限制、预算限制,医院有节约成本的动力;大陆是补需方的体制,资金给了医保,而不是供方,这种体制设置的好处是购买和承办分离,用医保的资金提供医疗保障。在药品招标的主体上,上海和香港也不一样,香港是医管局而不是社保局,而上海的做法更像台湾,都是由社保部门参与采购。
王宏志强调,如果医保参与过多的话,实际上医保购买服务就变成了参与服务,这也是有问题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