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统计,深圳每年新增的试管婴儿达2000~3000多个。选择该项技术的家庭中,高龄、高学历、高级职位者占据多数。北京大学深圳医院生殖医学科主任李蓉教授告诉记者,辅助生殖技术在中国发展的20余年的路程充满欢喜和艰辛,给深圳社会和家庭带来的影响恐怕还只是刚刚开始。
原来有抵触 现在受追捧
1996年10月4日,中国第一例“二代试管婴儿(单精子卵胞浆注射受精)”在中山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诞生。其中的“单精子卵胞浆注射受精”技术填补了国内空白,解决了不明原因不育、男性因素不育治疗的难题,把中国与世界的差距缩短了。在中国“试管婴儿之父”、著名生殖内分泌学专家庄广伦教授的指导下,李蓉以全优成绩获得生殖医学博士学位。
2000年3月,李蓉作为重点人才被引进到北京大学深圳医院。她带领科研团队从零做起,使北大深圳医院2002年通过国家卫生部评审,成为深圳最早获得国家准入开展辅助生殖技术的生殖医学中心。
“那时候,试管婴儿技术虽然已跨入第二代,但在深圳,还不能被大多数人理解。”李蓉回忆说:“当时出门诊,每天会接触很多不育症的患者。对输卵管不通、腹腔镜术后的患者,有效的办法是取出卵子和精子,通过体外受精形成胚胎,然后将早期胚胎移植到母亲子宫内,使其继续发育、直至分娩。可医生说得口干舌燥,患者也不能理解和接受,还一个劲地问:‘还有没有其他办法?’很多当年身体条件适合做试管婴儿的患者,五六年后再祈求医生帮助做试管婴儿时,最合适的生育时机已经过去了。”
试管婴儿当年面临的尴尬,不是李蓉一个人遇到的。1988年,我国第一个试管婴儿郑萌珠的母亲回甘肃时,北京火车站看门的老大爷就扒开襁褓说:“让我看看,这试管里能长出这么大的孩子?”
除了不理解这项技术,很多人还担心,试管婴儿生出来会不会豁嘴、兔唇、缺胳膊少腿?李蓉说,担心婴儿畸形是患者问得最多的问题。虽然统计显示,自然怀孕和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分娩的孩子畸形发生率没什么差别,但这个“万一”仍牵动着整个家庭的心。
现在,有不少父母会骄傲地跟别人说,自己的孩子来自“试管”,一对精挑细选的“产品”是多么聪明可爱。但在当年,社会对试管婴儿的接受程度极低。很多病人留的是假名,因为觉得不能自然生产很自卑;在性、生殖方面的缺陷,特别不愿意暴露。
多少伤心人 终于乐开怀
“15年前,医生求着病人做试管婴儿;5~10年前,病人逐渐接受做;最近3~5年,病人追着医生做,挡都挡不住。”李蓉带着记者穿过生殖中心过道里层层的人群时,不禁感慨道。
翻开北大深圳医院的病例档案,有很多让人欣慰。
一对新加坡夫妇,在香港做了4次试管婴儿都没有成功,心理压力很大,他们抱着最后的希望到深圳。经过李蓉和医护人员的辛苦培育,夫妇俩最终生了一个胖儿子。
一名48岁的湖北女士,几年前当全家都沉浸在儿子考上大学的欢乐中时,儿子却不幸患心肌炎离开人世。这位妈妈做出惊人决定:自己要再生一个孩子。可她已绝经两年,内分泌步入老年期,不可能有成熟的卵子。李蓉和医护人员精心研究,制订个性方案,奇迹最终在这位高龄妈妈身上发生了,她怀孕了……
一个个动人故事使深圳的辅助生殖技术美名不胫而走。日本、新加坡、德国、美国、加拿大等各国的患者纷纷来访,医护人员用他们精湛的技术、灵巧的双手引领出众多活泼可爱的孩子。
目前成功率 并非百分百
“世界试管婴儿技术经过30年发展,已成熟到了流水作业的水平,而且经济门槛也降低到一次两三万元。”李蓉告诉记者,这项技术被广为接受的同时,也出现了新的隐忧。
随着环境污染加重和生活方式变化,深圳不孕症发生率呈上升趋势,据统计高达10%~15%。很多人对试管婴儿技术寄予了“百发百中”的期望,结果走进误区。从科学角度看,试管婴儿技术虽然成熟,但始终是一种辅助生殖手段,成功率目前最高只有30%~50%。从门诊接触的病例看,有些女性结婚不到两年就想马上怀孕,有些则是婚后多年不孕又不肯先尝试腹腔镜检查,这些女性不一定要做试管婴儿。宫腔肌性粘连、卵巢功能低下的高龄女性,即便花钱做试管婴儿,怀孕希望也不是太大。
李蓉在自己的博客里写道:“对把治疗不孕不育作为自己职业和事业的医生来说,没有权利对患者说‘放弃’。但在治疗过程中,医生会如实告知患者真实情况。对那些辅助生育技术也爱莫能助的不孕不育夫妇而言,懂得放弃也是一种智慧。”
据了解,截至2007年6月30日,卫生部共审核批准全国95家机构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广东是获批数量最多的省份,共有12家医院获得准入资格。其中深圳有两家,分别是罗湖区人民医院、北京大学深圳医院。
(责任编辑:宋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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