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精神病“运动”伤了谁

　　对于后一种说法，上海卫生部门肯定觉得冤枉。毕竟，新《规范》的初衷是关爱精神病患者，关爱市民的精神健康，而且其中许多举措如贫困病患免费给药，为病患每年进行健康检查等都体现了我国精神病防治体系前所未有的人性关怀理念和进步。但不得不说，其中一些重点内容，如宽泛的疑似精神病标准、鼓励大家举报有其中任一“症状”者，并记录在案，缺乏监督与制约的普查，不但对病患或潜在病患可能形成歧视环境，更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深陷“被精神病”的阴影。

　　为民解忧别成新“运动”

　　据有关部门调查，我国重型精神病患人数已超过1600万人。如果这些精神病人得不到及时的诊断和治疗，对公共安全将是一种潜在威胁。

　　或许正是出于对公共利益和市民人身安全的考虑，近日上海市卫生局颁布了《精神疾病防治服务规范(2012版)》，根据《规范》规定，该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将在辖区常住人口中开展疑似精神病患调查。这些调查线索具体包括：过分话多说个不停，活动多，到处乱跑，乱管闲事等；对人过分冷淡，寡言少语，动作慢，什么事情都不做，甚至整天躺在床上；无故不上学、不上班、不出家门、不和任何人接触等等。

　　如果仅仅从笼统的政策层面看待，上海卫生局的这一公共政策无可厚非。但是，任何公共政策因为往往事关公共利益，与很多人的权利、生活息息相关，所以，好的政策更要经得起逻辑的推敲、经得起实践的检验、经得起法理的考验。从这些角度来看，上海出台的这部关于精神疾病防治的政策，可能真的问题不少。

　　短板之一首先就在于“调查问题清单”的设计，这相当于一个问卷调查，而其间的诸多问题设计，令人惊愕，比如问询身边的人有没有“对人过分冷淡，寡言少语、动作慢、什么事情都不做”，有没有“无故不上学、不上班、不出家门”。如果你选择“有”，对不起，这个人很可能就是“疑似精神病人”，将上报上级卫生机构备案入库。

　　笔者仅以一个普通人的角度来看，都觉得这个疑似标准实在有点无厘头。比如“经常自言自语”、“过分话多”、“寡言少语”、“表情呆滞”、“在公共场合行为举止古怪”、“乱管闲事”、“无故不上班”等。如果以这些标准衡量，用上海话说，我们身边的疑似精神病患者“不要太多好不好”。

　　人类的精神世界，正如我们头顶的浩瀚宇宙一样，是一个无限旷远、深邃而又神秘莫测的领域。以人类目前的智慧，对宇宙的认知度和理解力不过混沌初开，同样的，对自身精神世界的认识，亦不过蜻蜓点水。因此，我们对待二者的最恰切的态度，就是永远保持审慎和谦卑，不要高估自己的智能和妄断的权柄。

　　正是在此意义上，要准确判断一个人是否是“精神病人”，哪怕仅仅是“疑似患者”，也是一件很复杂，需要专业人士再三审慎才能下判断的事情。可是，现实生活中，总有人天真地以为，这并非难事，只消列出一些“行为异常”的情状，依靠“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就能让被怀疑者“对号入座”了。

　　这很难不让人产生一些不好的联想：运动。在百度百科的社会学词汇中，是这样解释这个词：指政治、文化、生产等方面有组织、有目的、规模较大的群众性活动。如：革命运动；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三反五反运动。

　　而用这种“左”的时代的思维来衡量别人的生活，甚至将这些现象和精神病调查联系起来，岂不是“人人自危”？

　　而由此推论之后，另外的短板无疑更令人忧心。

　　规范规定“病情不稳定患者，或精神病症状明显、自制力缺乏、有严重药物不良反应或严重躯体疾病者，必要时报告当地公安部门，协助送院治疗”，这里面很明显地暴露出几条程序缺位：一、谁来对病情状况进行认定？谁被赋予决定病人入院治疗的强制权力？显然，这意味着即使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不能认定，公安机关在没有授权的情况下也有权强制病人入院。

　　模糊的规定恰恰给实践中权力的僭越和失序以空间，因为在过去的现实中，一些地方政府和机构出于种种目的，将一些公民“认定”为“精神病患者”，他们正是利用制度的空白和模糊，背离了公共利益满足着局部利益。

　　当“被精神病”从于法无据变成于“法”有据，我们用什么来对抗它？这是个问题。

　　谁来维护非主流的权益

　　诸多问题的显而易见，让人们有理由怀疑，上海此项公共政策在出台之前，是否经过了科学的论证和严谨的推敲？到底是领导的脑袋，还是基于心理学和精神病学的论证，主导了这一场不无唐突和充满了“想当然”的调查？

　　更令众多网友愤懑的是，在这场“想当然”运动中，他们正常的生活轨迹却遭到了执政者的视而不见乃至歪曲。微博网友“@环球震惊事件”就自嘲：“家里蹲是病……得治……有种立马就会被抓起来的感觉……”网友 “@飞嗷娜Fiona”则建言大家：“话痨，宅男，翘课逃班者等，近期请远离上海。”

　　确实，今天的中国社会有众多的非主流人群，其中最常见、最为人熟知的，就是宅一族，他们或是平时有空就宅在家里，基本不出门，或是干脆在家里开网店，以宅为生存之道。但即使抛开宅一族占据了中国每年数以百亿的线上经济份额这个因素不提，在没有危害社会的大前提下，我们看到的事实是，社会和大众对于以宅一族为代表的形形色色的非主流生活方式，已呈现出越来越宽容的趋势。对此，笔者感到庆幸，因为这是中国的进步，这是时代的进步。

　　但就是这些“吹皱一江春水，干卿何事”的非主流人群以及他们的生活方式，在一些没有“与时共进”的官员眼中，却统统成了疑似精神病的理由。而这里的潜台词就是，如果你过的不是一种主流生活，或者有些异于常人的怪癖，那你就是疑似精神病患者，就将成为一些权力机构重点盯防的对象，必要的时候可能对你采取某种管制措施，比如“精神病防治”。

　　事实上，任何社会形态下，都有自己的主流价值观，并提倡人们遵循主流生活方式，这既有利于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也符合大多数人的意愿。但也不可否认，任何社会也总有一些人喜欢非主流的生活方式，不那么愿意循规蹈矩。比如中国魏晋时代的竹林七贤，就属于“无故不上班”的主儿，不仅不愿意出来为朝廷效力，还个个都有一身怪癖。竹林七贤中的阮籍，见人就翻白眼；那位弹琴弹得好的嵇康，经常是好几个月不洗澡，把自己搞得臭不可闻。

　　以上海市出台的《规范》来衡量，这几位必是精神病无疑。如果再说到行为举止古怪，那连中国历史上一些圣人怕也难脱干系，庄子无疑跑不了，因为老婆死了他竟然“鼓盆而歌”。

　　非主流之所以叫非主流，就在于他们永远是少数，而多数人还是会遵循主流的生活方式，因此非主流的存在不会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只要不影响到他人的生活，只要无涉违法犯罪，完全没有必要视之为“疑似精神病患”。

　　很多时候，非主流因为人数少而显得人微言轻，他们的权利和尊严相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似乎微不足道，可是，能否保证这个“少数派”得到公平的善待，恰恰是检验社会文明程度的试金石。

　　事实上，在上海普查精神病政策出台的背后，我们可以轻易看出，其中潜藏的依然是陈旧不堪的和高高在上的权力意志。政策制定者拒绝正视时代的进步性、现实的复杂性、人性的丰富性、思想的可能性、精神的开放性和多元性，在他们“正常的”眼睛里，所有人的生活状态和精神轨迹，都应是一样的，符合一个预设的精神框架对其的全部要求，否则，就可以被怀疑患有精神疾病。

　　权力强迫症比精神病可怕

　　上海将无故不上学、不上班、不出家门、不和任何人接触这些行为纳入了疑似精神病患调查的线索。无论官方怎么解释，只要仍以此方式进行疑似精神病调查，都无助于打消公众对此的担心，正如网友忧虑的“宅在家里的人躺着也中枪，而且还是直接变成精神病”。

　　其实，精神病和其他疾病一样，按部就班治疗是正常不过的事情。但如果发生过以上情况，不论何时有过，现在好或没好，都列入调查线索，一旦发现疑似病例需及时上报区（县）疾病预防控制精神卫生分中心，并告知患者或亲属到精神卫生专业机构进行诊治。这表明，对“精神病患者”，上海有关部门有对其收治的明显企图。但如果上海调查疑似精神病后，对患者的隐私保护不到位，被别人利用，甚至强制对患者进行收治，这些后果谁又来负责？

　　按照精神病收治的国际标准，通常是有伤害自己或他人的行为或危险的才予以收治。同样，如果公民不愿意接受调查，这也应该尊重，而不是强制调查。毕竟，谁都不想被认定为疑似精神病。其实，问题的关键不是是否真有精神病，而在于，对疑似精神病，甚至就是精神病患者的权利保护是否到位。

　　就目前的制度环境和现实而言，完善精神卫生立法是基础性工作，落实精神病人的诉辩权，保护公民权利，避免其被监护人和医生随意摆布，更是必要。就此而言，上海调查疑似精神病患者，从医学上说，将无故不上学、不上班、不出家门、不和任何人接触等行为异常人员纳入疑似范畴，可能有其一定合理性，但是从法律和社会层面而言，随意质疑人有精神病，这对公民权利也是一种伤害。

　　因此，上海的疑似精神病调查至少不应该强制进行。如果公民自己愿意被调查、被检查，这当然可以。但是，必须保证公民的隐私，更要保证其不被非法收治的权利。但从现实而言，要同时做到以上两点恐怕不容易，也正是因为如此，这一疑似精神病调查未开始，就已在公众眼中被画上了大大的问号。

　　有精神病不可怕，可怕的是“被精神病”，以及对精神病患者权利的保护缺位。在公众恐慌的背后，其实人们害怕的，是一种叫“权力强迫症”的病。

　　●结语

　　如果一个所谓“正常”的人生和精神状态，意味着某种被精确计算、中规中矩、不敢越雷池半步，如同机器人一般的生命情状，那等于抽空了人之为人的内涵，是针对人类精神丰富性的一场无妄之灾。在此意义上，这场大事张扬、疑神疑鬼、悍然进行“有病推定”的精神病患大调查，才是“精神异常”的表现。

（责任编辑：邢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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