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永康：小医生的追求

　　一

　　昨晚约好今天一早到医院跟踪采访他，结果中午见了短信他才联系我：“抱歉抱歉，昨晚值夜班会诊到两点多，今天上午一直忙就忘了您的事了。”瞧这话说的，明明是采访他，谁的事啊？第一印象：情商不高的小医生。

　　于是赶紧披挂整齐追他到手术室，方知所言不虚。查房、换药、写病历、下医嘱、家属答疑、办理出院、术前谈话……放下午饭盒，抹下嘴，杨永康总算开始今天第一个病人的术前准备工作。“没办法，小医生都这样，什么都得干。”一身绿色的手术服，深蓝色的手术帽，口罩上架一幅墨框眼镜，眼里尽是温和的笑。微腆的小肚子似乎在骄傲地证明自己外科医生的身份。早听人说：外科医生在手术台前一站就是几个甚至十几个小时，没法下台吃饭又饿得慌，常常靠可乐补充体力能量，凸出的肚子成了他们的“职业形体”。

　　从07年开始到东方医院外科基地实习，到现在成为东方医院普通外科“第一助”---所有主任医师争抢拉他“站台”，杨永康用了6年时间。外科医生靠手术吃饭，手术是团队性工作，康复患者总是对主刀医生感恩戴德，但行内人都知道：有没有好“一助”跟自己搭手，这刀开得可不一样。好一助不但会帮你做好术前、术后所有工作，开刀时你脑子里想什么，刀往哪里划、线往哪里拉、钳往哪里夹，下一步该清理什么部位，他都能不露声色地替你想到做到，这刀就能开得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否则……

　　杨永康刚来时侯可没这地位：“医务部检查经常扣他病历书写的分，有时侯还扣钱。”50出头的主刀医生尤天庚与他情比师徒，不避讳揭他的短儿。白纸黑字的病历是医患纠纷中的患家证据，更是医生自我保护的基本功，这是中国现实的执医环境，没人因为他是个马来西亚人原谅他。这一点，杨永康必须 “ 入乡随俗”。

　　初来乍到的小伙子并不灵光，真正让尤医生记住他的是一次“暴力事件”。患者术后死亡，20多个披麻戴孝的职业医闹一窝蜂冲进外科医生办公室，女人哭天抢地、男人出手就打。毫无干系的杨永康本能冲上前去，用身体挡住被打医生，头部、胸部连中数拳被打倒在地，爬起来继续抵挡拉架，黑框眼镜被打掉了，没等去捡，那女人一脚跺住碾得稀烂……直至保安、公安把所有人带走，杨永康与同事赶去疗伤。同年资另一小医生被打得颅底骨折、耳朵流水，从此后改行做了医药代表，再也不穿白大褂。没叫亏、没抱怨、没打退堂鼓，第二天一早，杨永康戴了新眼镜跟在他身后，认真查房。

　　从此后他格外关照他。手把手教他功夫，尽量多给他安排上台机会。杨永康格外用功也格外“知恩图报”。跟在上级医生屁股后面，即便是接受采访，只要“师傅”一开口他就赶紧闭嘴，两手背在身后站那儿笑着认真听，好象老医生说每句话都是在教他学问。“我得让人家信任我，是吧？”杨永康说的这个“人家”，不仅指他的上级医生，也包括病人。直到今年10月结婚前，他一直住在东方医院旁边的廉租房里，以保证有事随叫随到。不管是急诊、门诊、病房、手术室，只要上级医生叫他，他没二话，反正住得近，半夜三更照样“乐得”往医院跑。

　　中国的老百姓也都明白，大专家忙，只有查房能见到，平时逮着个专家助手问问清楚就很知足了。这个杨医生，脾气好、有耐心、肯帮忙，愿意跟病人多说话，就算不该他办的事，找他软的硬的多磨几次，他架不住总能给帮忙办了。自己出院了，亲戚朋友如果要看病、住院，管他哪个科，让他们联系东方医院杨永康医生，总有所获。

　　其实杨永康也解决不了啥大问题。跟着杨永康去查房，深切体会医生真不是什么好职业。满病房蓬头垢面、黄脸斜眼的病人歪七扭八躺在床上，见到小医生小护士，家属免不了急咧咧、烦叽矶。普外科收治的不少病人，因胃漏、肠漏散发出的粪便恶臭连家属也不愿近前，杨永康就趴在术后病人刀口上亲手换药，一换就是一个多小时。术前准备是医助常规工作，先插管、后麻醉再配合主刀医生上台，既方便也符合医疗规范。但杨医助每次都等病人麻醉没知觉后再插胃管、导尿管，尽管有难度还麻烦，可病人的痛苦却大大减少了。

　　“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 杨永康能治愈的病不多，却把该给的帮助和安慰都给足了。他是那种真正热爱当医生的人，因为“不管是什么样的医生，都能时时刻刻去帮助别人”，多好。

　　二

　　2013年10月4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马来西亚，在中马峰会上致辞：“我们不会忘记，马来西亚人杨永康捐献造血干细胞，成功挽救了中国安徽一名7岁孩子的生命”……作为中马两国之间深厚友谊的象征，一时间，各大主流媒体聚焦杨永康，各项荣誉纷至踏来。小医生杨永康的“伟大”故事广为人知：

　　04年，杨永康就读的天津医科大学组织义务献血，曾在马来西亚有过多次献血经历的杨永康主动报名。献血那天，中华骨髓库正在学校里招募志愿者，医学生杨永康没多想，当场报名登记。那一年，中华骨髓库仅有2000多名志愿者，杨永康是第一位外籍志愿者。

　　2012年1月某一天，已在东方医院工作多年的他，突然接到了一位朋友的电话：“天津红十字会的人在找你，你快跟他们联系一下吧。”原来，红十字会接到了中华骨髓库的通知，一名患有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的男孩在配型初筛中“选中”了杨永康。

　　听到这个差点错过的消息，杨永康用“惊喜”形容自己的心情：“来到上海时，我就换掉了在天津用的手机号码。幸好，当初加入骨髓库时，我填了一位朋友的联络方式作为备用。他虽然没有我上海的电话号码，还是辗转通过一位台湾朋友找到了我。”回忆当时的感觉，杨永康依旧如中了彩票般庆幸。

　　在接受进一步的高配检查后，杨永康的造血干细胞被确认与患病男孩完全匹配。工作人员告诉他，常规的跨国匹配几率是百万分之一。杨永康是华人，身上流的是炎黄子孙的血，所以配上的概率比其他老外大很多。

　　做出捐献造血干细胞的决定，杨永康没有丝毫犹豫；但是按照捐献流程，他还必须得到亲属的同意。“我打电话回马来西亚，父亲问我，这对你的身体有没有伤害啊。我告诉他，就和我平时献血一样，不用担心。”

　　未来的丈母娘也提出了同样的问题，但杨永康的回答一开始并没有打消她的顾虑。

　　“只要通过静脉抽取外周血，再通过血细胞分离机分离出造血干细胞就行。”同在东方医院工作、同为骨髓库志愿者的未婚妻张银艳赶紧给妈妈普及医学知识：“一两周内，各种血细胞就会恢复到原来水平，不会影响健康。”

　　“那会不会伤元气啊，将来会不会影响生育？”未来丈母娘还是不放心。“如果我不捐，那个孩子可能就活不下去了，他才7岁啊。”就是这句话，打动了老人。

　　2012年4月，杨永康和张银艳放下了手头的工作，赶赴天津。

　　正式捐献造血干细胞前，捐献者需要先注射动员剂，从而加速骨髓造血干细胞的生成，并释放到外周血中。每天两针、连续五天的动员剂，让杨永康体内的白细胞增生到了常人的3至4倍。他说，那种感觉就像得了重感冒，浑身没力气。

　　“到了后两天，我看他坐也不是，躺也不是，晚上辗转反侧。我只能在边上陪着他，跟他聊聊过去他在天津读书的事情。”张银艳说。

　　杨永康不敢告诉张银艳，自己的腰椎其实在隐隐作痛。虽然医生建议他可以吃点祛疼片，但他担心会影响造血干细胞的质量，宁愿忍着。

　　“当时你心里在想些什么？”我问杨永康。

　　“想太多，有些事情就做不成了。我也听说过一些捐献者临阵反悔的事，我只想勇敢地去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

　　正式捐献的前一天，负责运送造血干细胞的工作人员提前抵达了天津，他给杨永康带来了一份意想不到的“礼物”。

　　那是一封来自患儿父亲的亲笔信：“刚读小学二年级的孩子被确诊为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我们幸福平静的生活一下子变得灰暗了。可孩子很坚强，他说自己要做小英雄，每次打针抽血他都主动说‘我先来’……当传来消息说您与我儿子配型成功并愿意捐献造血干细胞时，我们全家都惊喜万分，真是太感谢了！”信里还夹着一张孩子的照片，背面写着五个字：“谢谢杨叔叔！”

　　这一天，杨永康体内的白细胞值已高达三万多，人很难受；但他仍拉着张银艳去商场，给孩子买了只书包。他在回信中这样写道：“叔叔知道你是一个勇敢的孩子，一定能像奥特曼战胜怪兽一样打败病魔，早日背上叔叔送给你的书包高高兴兴上学去……”

　　2012年4月17日，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17号针头对杨永康来说并不陌生，那是医用最粗的针头，也是他之前多次献血时所用的针头。血液从左手肘缓缓地流出，经过机器的分离提取出造血干细胞，又从右手臂输回自己的身体。杨永康不断安慰身边的张银艳：“和平时献血差不多，别担心。”经过20个循环，137分钟后，156毫升造血干细胞悬液顺利从杨永康的身体里提取出来。

　　两天后，杨永康踏上了回上海的火车。

　　为什么不坐飞机，是因为当时身体条件不允许坐飞机吗？

　　没想到，他给出了一个特“实在”的答案：

　　“我恢复得很好，一献完就觉得浑身轻松；但我想给孩子的父母省点钱，毕竟我的交通费都由他们负担。”

　　休息一周以后，杨永康又像往常一样忙碌起来，看病、做手术、值夜班……没多久，他接到了红十字会打来的电话。“孩子怎么样？”还没等工作人员询问他的情况，他就急切地问道。“手术很成功，孩子已经在康复中。”

　　悬着的一颗心终于放下。

　　三

　　根据规定，造血干细胞的供者与受者双方的隐私和权益必须得到保护，一年内不能见面。但孩子父亲还是多方寻到了线索。孩子手术成功后，一心想要当面感谢恩人的他，找到了上海市东方医院。不巧，那阵子杨永康回马来西亚探亲去了。后来，孩子的父亲又带着全家去医院专程致谢。那天，杨永康正在班上忙，除了感谢，彼此并没有多说什么。孩子的气色非常好，重新回到学校上学了。

　　在习主席提到杨永康的第二天，杨的婚礼如期举行。被他救活的小男孩在爸爸的陪同下专程赶到上海参加。因为没被安排为新娘子拎婚纱，小男孩私下直埋怨他的“杨叔叔”。忙里偷闲的杨永康不忘安慰他，“我曾经听骨髓库的工作人员说，有不少造血干细胞接受者的相貌甚至性格会越来越像捐献者。现在，我和太太已经把这个孩子当作半个儿子了。”夫妻俩拿着“三口之家”的结婚照乐滋滋的指给我看。

　　新娘张银艳是上海小姑娘，家中独女，护校毕业后一直在东方医院外科做护士，跟杨永康一个“壕里的战友”，据“交待”俩人感情就是在频繁的夜班中“被培养”的。

　　问她，家里对她找杨永康什么意见？没房没车的外来穷小子，还那么忙，嫁给他图什么？“不图什么，家里人觉得他老实可靠”。再问他：娶个上海媳妇好不好，他来一句“张银艳是很好很好的人，很好很好的”。同事帮忙补充：有天晚上他被叫到刚刚开业的东方医院南院做手术，夜里两点多才结束，张银艳一个人开着车去接他，上了高架路又不熟，踩着油门开到浦西才知道找错了地儿，深更半夜不敢问路，调头又回……见到老公还没忘记把捎给值班小姐妹的好吃的放下。

　　两口子都不善表达。小张不好意思开口，杨永康根本就木纳。工作六年，只是谈朋友时陪小张去过一次“西塘”—那几乎是所有上海“文青”谈恋爱的“后花园”。除此之外，大上海什么样他都不太清楚。因为国籍问题，他每年都要回马亚西亚办签证，一次就是一周，除此之外没休过假。每天工作都很忙，每天回去都很晚，只想好好睡一觉，烦心的事他根本没空去想。

　　“没办法，医院太忙，规定是必须遵守的。”有点无奈，但是很轻松。或者说，你始终感觉到他的轻松，问一句答一句，能答多少答多少，不会答就呵呵笑笑，或者来句“没办法啊”就没词了。他这人不费劲、不励志、也不委屈，就象冬天的阳光，照到身上暖暖的、舒舒服服。

　　接受媒体采访，相同的问题重复回答一遍又一遍，问他烦不烦，“那也没办法啊，总得配合你们的工作。再说，宣传献血总归是好事。”没办法的事太多了，“没办法”成了他的口头禅。

　　四

　　2007年研二开始，杨永康来到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外科基地实习。“临床很缺成分血，有的病人要做手术提前一周都约不到。”“见习医生”杨永康想出了办法，将自己常年坚持的献全血改为捐献成分血。

　　为了维持成分血质量，杨永康在每次成分献血前期，都会少吃或吃清淡的食物。健康人捐献成分血的最短周期是4周，他说自己身体好，所以每月捐献一次，每次捐献2个单位，是别人的两倍。南京西路上的献血站是他最常去的地方，那里也成了他和张银艳的“约会地点”。 两人谈朋友后，杨永康献血“待遇”提高了，不用坐地铁，每次都是女朋友开车带他去血站。

　　捐献成分血会导致体能和抵抗力在48小时内短暂下降，杨永康常常是从血站出来就回医院上班。有朋友好心劝他，捐献成分血可能会损害身体健康，且分离回输的器械万一消毒不合格，也会感染病毒。杨永康笑着反驳仪器是绝对干净的，还跟人家算账：“每个月献这么点血，关键时可以挽救一条生命，很赚啊。”

　　2012年10月，他捐献骨髓干细胞刚满半年，按规定又可以常规捐献成分血了。他跑到献血站检查：轻度脂肪肝，被拒。原来，自打从天津回来，丈母娘一天一锅肉汤鸡汤把这个“上海女婿”补过了！

　　“ 听说献血会上瘾，你是不是上瘾了？”我实在按捺不住“邪恶”的好奇心。

　　“怎么可能，那个针很粗，扎得很疼，不会让你成瘾的。”他丝毫没有生气。 “我是外科医生，血库备血充足，医生手术抢救的时候，就会比较心定”。不管代价如何，这样做总归是利大于弊的，所以他就一直做。

　　杨永康有点像金庸笔下的“郭靖”：小节上，他是逆来顺受的“滥好人”；大义上，他是“九头牛”都拉不回来的犟汉子。不管是捐献全血、成分血、骨髓干细胞，还是开刀、查房、治病、救人，统统符合他的仁爱本性、职业习惯、思维定式，不管别人因为什么夸他“伟大”，他只用顺理成章的淡然态度对待这一切。救人助人，成了他生命的常态。

　　五

　　2009年5月，同济留学生杨永康硕士毕业那年正赶上上海住院医师规范化培养计划启动。回想起当年面试的情景，杨永康瞪大眼，似乎还是余悸未消的样子，“我以为只有外科主任呢，结果推开门一看，啊！院长、书记、副院长、所有科室大主任坐了几排！”虽已在外科实习两年，但这样的阵式他还是第一次见，更搭不上一点所谓“人脉关系”。

　　嗑嗑吧吧，杨永康开始了他ppt的自我介绍：爷爷辈起自广东梅县移民至马来西亚，自幼与爷爷感情深厚，爷爷因病去世时立志学医，考入马来西亚国立大学读完生物医学四年本科，因华人行医受数量限制，毕业后留学中国，先后就读于天津医科大学本科、同济大学硕士，所以比同学年纪大……

　　没有学生干部、科研论文的辉煌履历，但杨永康有一堆堆的义务捐献血证书，从马来西亚时开始义务献血，来中国后从未间断，同济读研期间累计捐献全血22次，相当于2个成人血量，自07年在东方外科基地实习起，改献成分血，每月一次未间断……

　　Ppt结束，会场静得出奇。坐在正中的东方医院院长刘中民轻轻一拍桌子：“好，我们要你了”。准备了一肚子专业知识等着提问的杨永康同学一时懵了头……相关部门早就悄悄提醒过刘中民：这个学生并不突出，最重要的是，他是外国人，根据目前的行业政策，即使通过了行医资格考试，也基本不可能办理医师执业资格证，录取他会给医院的用人机制和工作流程带来麻烦甚至是风险。

　　当了30多年临床医生、 10多年医院院长的刘中民更明白：古今中外，不论收入地位、政策制度、医疗技术如何变化，一个真正的好医生骨子里必须具有同情心，愿意不计代价、尽力助人。这样的好苗子，一定得留在他的“势力范围”之内。东方医院是上海公立三甲医院，地处浦东陆家嘴国际贸易区，各项政策上的先试先行是大势所趋，路总会越走越宽。“先把他的编制落在东方医院国际部，人还是留在外科，好好培养他。”身份的事情，今后总有政策上的“空子”可钻。

　　于是，马来西亚医学青年杨永康的中国行医之路蹒跚起步了……

　　问杨永康，如果哪天他的执业医师执照办下来，他会做什么。他认真地看了我一眼，“我想跟上级医生一样，报名去援滇、援疆或者援摩。我看了他们回来的照片，那里真是很需要医生。”末了，不忘加一句“如果张银艳同意的话” 。我相信，他说的都是真的。

　　后记：

　　杨永康的事迹被逐级报至浦东新区、上海市各级领导，医者出身的浦东新区区委书记沈晓明亲笔批示各条线协同解决杨永康的执业资质问题，上海市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徐麟亲自召开宣传会议，将杨永康的事迹及瓶颈上报国家卫计委……

　　刚性制度之外，总有那么一批乐于助人的人，官员也好，同道也好，媒体也好，愿意帮他，也能够帮到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