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年代的仁济故事（八）：抗战后的建章立制

　　日军侵占时期，仁济医院院务荒废，规章制度混乱不堪。抗战胜利后，医院制订了一系列规章制度，确保医院的正常运转。

　　一、驻院主任医师制。1945年11月，医院组织内外科医师讨论，制订驻院主任医师规则（不久改称总住院医师）。

　　主要内容：驻院主任医师任职期间，须服从医院主管及上级医师之吩咐；诊病工作须向主任或主治医师负责；行政工作须向院长及医务主任负责；对于病房内医务上之管理及纪律须负完全责任；对于驻院及实习医生之工作，负有指导及监察之责任；须陪同主任或主治医师巡视病房；新病人入院后监督驻院及实习生缮写病史及入院录，须要在24小时完成；须负责检查出院录缮写是否完整；每晨八时前须进病房查看病人，以备主任或主治医师查房时汇报；每晚须与驻院及实习医生巡视病房；与护士及各部门合作；遵守医德等。这一制度的建立，对于培养驻院医师全面发展和加强医疗业务管理起着重要的作用。

　　二、病历审查制度。为提高病历质量，医院于1945年12月成立病历审查委员会，并发布如下通告：

　　“查医院病历记载之优劣，颇可表现该医院医师学识程度。故医院记载病历，应力求周详正确。各科主任及主治医师宜负督促之责，务使病历成为富有研究价值之记载。本院基于此旨，乃有病历审查委员会之设立”。该委员会每星期开会一次，审查一周内出院病人病历记载是否正确完整。如驻院或实习医生记载失实或欠完整，则令其改正或重写，再次不通过，则予以警告，凡三次不通过者，将受惩处。从此病历质量得以重视，成为仁济医院优良医风传统之一。

　　这段时期医疗业务有显著进步，尤其在外科领域。1946年邱少陵医师留美回国，在仁济医院做了首例肺切除术，当时的上海胸内大手术尚在萌芽。同年陈邦典医师与何尚志医师在推广膀胱镜检查的同时首次成功施行全肾切除术，并开展了尿道修补术。1947年，董方中、李杏芳夫妇从美国回来后，推动了普外科和麻醉学的发展。董方中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重点研究水与电介质平衡、酸碱平衡、休克等基础理论，获外科硕士学位，来院担任代理外科主任。李杏芳在美国进修麻醉学，回国时携带麻醉机送给医院，此机当时成为国产仿制的样机。

　　此外，他们还带回一批麻醉药品及电灼机和手术器械等。所以他俩来院，使仁济医院外科从基础理论到临床工作出现新的气象，设备有所更新，在术后处理、抗休克措施等方面，登上了一个新台阶。普外科大手术如胃、胆、直肠、甲状腺切除等，先后开展普及起来，随着抗生素的应用，血库的建立，输液方法的改进，手术室消毒隔离制度的加强，感染率、死亡率日渐下降，医疗质量显著提高，这使仁济医院外科在上海乃至全国赢得了声誉。

　　当时大外科有病床168张，占全院床位总数的46%，并有各级医师15名，全年共施行大小手术4000次左右。大内科有病床108张，占全院床位总数的29%，共有医师10名。1947年郭迪医师到院后，儿科专业逐渐脱离内科而成立专科。妇产科则有产科床位36张，妇科床位10张，医师5名，业务逐年增长。1946年收治产妇453人，1947年升至596人。上述四个科是仁济医院当时的主要部门，其他如眼科、耳鼻喉科、皮肤科等，也分别建立了专科门诊和病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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